士继之魂理工之光重庆理工大学建校80周年校友口述实录彭东林:首创中国时栅技术传感器列入大学统编教材

核心导读:

教育,是这个时代的良心;母校,是每一位校友的精神原乡。

今年深秋,是重庆理工大学建校80周年校庆纪念日。为此,重庆理工大学开启《士继之魂 理工之光重庆理工大学校友口述实录》视频系列访谈活动。通过近40位老校友的口述,分享其在重庆理工大学工作、学习、奋斗、生活的真实再现。

这群校友的故事温暖、感人、励志、朴实,生动诠释了建校至今,重庆理工大学几代教育人无私奉献、奋力拼搏的坚守与情怀。

这是一段不平凡的变迁之旅,更是一段感人的奋进故事。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这些校友口述,共同回忆那些难忘的岁月,共同纪念那段一起走过的时光,共同追忆在“重理工”这片热土上曾经发生的值得永远怀念的人和事……

校友彭东林 重庆理工大学供图 华龙网发

人物档案:彭东林,教授,工学博士。原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导师,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两江学者”,重庆市首批学术学科带头人,重庆市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持的“时栅位移传感器研究”项目获得2005年重庆市技术发明一等奖,中国电子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2007年获第10届中国专利金奖,2010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982年重庆大学本科毕业留校,2000年到重庆理工大学工作,2001-2012年起担任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院长,期间兼任教育部工程中心主任。

访谈现场 重庆理工大学供图 华龙网发

“相逢重理工18年,从零摸索时栅位移传感器”

主持人:彭教授您好!您作为重庆市首批学术技术带头人和重庆市首批科技人才,长期从事精密仪器的研究和时栅位移传感器的研发,能不能讲述一下在您研发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以及您的求学和工作经历?

彭东林:我人生中有两个18年,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第一个18年是在重庆大学,第二个18年是在重庆理工大学。在我这36年当中,前18年人们问我最多的是“你怎么会这么想”,后18年人们问我最多的是“你怎么会这么去做”。这两个问题分别对应“创新”和“求实”,其实和我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关系。

初中辍学后,我当了3年知识青年,6年工人,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才有幸进入大学,在底子比较差的情况下要跟上学习的步伐,就迫使我要独辟蹊径,竭尽所能,创新思路和举措。

设计与制造前沿国际会议特邀报告 重庆理工大学供图 华龙网发

2000年,我选择来到重庆理工大学,学校为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和平台。事实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如今回忆,如果没有来到这里,我的很多想法无法实现,工作也无法落实。

为了做好每一件事,我们想了很多特别的做法,或者是在别人看来不理解的方法。

在时栅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故事。当初在做精密刻线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很难。但是我们努力打破刻板印象,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选择用时间测量位移。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在物理上如何让他们结合起来呢?很多人说这已经上升到哲学问题,不讨论也罢。但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保护创新这个角度出发,给了我们“非共识项目”,也就是在大家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努力试一试,于是,拿到项目之后,我们就做出一个原理性的样机,引起了很大轰动。

当时基金委准备给我们开一个成果鉴定会,但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产品精度不够,太过于粗糙。遗憾的是马上要召开的成果鉴定会被宣布无限期推迟,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我从重庆大学来到了重庆理工大学,我们历时5年时间,做出了一个高精度的样机。终于,基金委为我们举办了一个高水平的成果鉴定会,给予我们“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内外首创”的高度评价。

但是,仍然有人质疑,认为我们产品没有经济效益,没有为国家做贡献。于是,我们又埋头做产品,做推广应用,后来应用在了很多武器和尖端产品上。纵然小有成绩,但仍然会有人认为,产品还没有产生规模性的经济效益。

在整个过程中,从“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到“精度不高”,再到“没有经济效益”,我们一步一步走来,步履维艰,但心中有光,能真正感觉到事业做起来了。这也许就是从“怎么会这么想”到“怎么会这么做”的转变。回首过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

彭东林教授(前排左二)获得2010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重庆理工大学供图 华龙网发

主持人:对于时栅,很多人都会有点陌生,您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时栅主要是用于什么地方?

彭东林:我们有很多物理量都需要测量,比如时间、位移、重量、压力、温度等很多东西,科学界把它归纳为7个基本的物理量。我们涉及到的物理量叫做位移,分为直线位移和角位移,这个东西在武器高端装备机床上面非常讲究。比如说,我们要用激光来打一个卫星,那么我们在地面发射一束激光,要到达几千公里的外层,要是我们下面有一点偏差,真正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偏一点点,到达几千公里外就偏了不知多少了,激光能量就会大量损耗,所以武器对精度的要求永无止境。一个精度的差别就是冠军和亚军的差别,就是一场战争胜负的差别,因此在一些高端装备上面,这个位移测量非常讲究。

位移测量要做好,传统的方法就是做一把尺子。我们生活中用的尺子,上面有很多刻度,一道、一道的刻线,我们生活中的尺子是以毫米为单位,我们过了多少毫米,我们就数这个格,我们数多少格就是多少毫米。后来要分得更细,做得更准,就采用了光的原理、磁的原理、电容的原理,都是为了制造精密的刻画,大家都比拼看谁刻得更密,谁刻得更细,谁刻得更精。这个事情做起来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用了很多极端的手段。后来我就想这个事情太麻烦了,所以我就想跳出这个圈子,用石英表发出的时间量去测量,石英表读得又准,分得又细,价格又便宜,一个手表才几块钱、十几块钱成本。但是一个高精度的尺子都动不动就上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另外走出一条路,我把这个空间物理量转换成一个时间量的测量,价格又低,分得又细,读得又准,那么现在看来是真正把这个事情给干成了。

彭东林指导学生 重庆理工大学供图 华龙网发

“好运重理工,依山而建,别有洞天”

主持人:2009年学校更名为重庆理工大学,当时在庆典上面您做了一篇《好运重理工》的发言。其实我们知道背后更名的过程也得益于您的科研的贡献,能不能讲述一下背后的故事?

彭东林:当时对我们学校来说真的是一个至关重要或者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学校更名成功以后,在我们整个学校引起震撼,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很激动,举校欢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了一个庆典大会,大会邀请我发言,发言效果超出我的想象,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后来我再回想我的这段讲话为什么能够吸引大家,是因为当时我把我们的特色校园建设比喻为两句话,一个叫做“依山而建”,一个叫做“别有洞天”,这里不妨重温当时的一段发言。

首先,我们的校园建设没有按常规移山填谷、人造平原,而是充分地保持了本地的地形地貌和本土风格,立体感、层次感、错落有致、依山而建。其次,它没有开山劈路,追求气势宏伟,而是以洞穿山,“车到山前才有洞,无限风光在山后”。穿过洞以后,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处处是景点、点点是精品。集百家所长,采百花之香,引百鸟争鸣。生机一路,灵光乍现。反观咱们的重庆理工大学,服务于地方产业,立足于自身条件,沿袭本校多年发展轨迹,这就叫“依山而建”。我们学校虽小,但我们知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小学校一样可以笑迎八方贤士、海纳诸子思想;一样可以有大成果、大平台、大人物;一样可以造特色、出精品放卫星……这就叫“别有洞天”。

当时发言多次被掌声打断,我感觉我的发言说到了老师同学心坎上,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重庆理工大学成功更名,我们学校就上了一个台阶,至少我们没有落后,跟上了我们中国教育界前进的步伐。

主持人:虽然学校在科研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相比于国外而言,可能会遇到很多瓶颈,也有过模仿的这种阶段,对于这个问题彭教授您是怎么来辩证看待的?

彭东林:现在中国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是当初中国刚刚解放的时候一穷二白,那时候钉子叫“洋钉”,自行车叫“洋马儿”。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我们成了全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一个国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是纵向对比。横向对比来看,我们跟国外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现在,随着这些年中国的发展,也会遇到对我们造成困难和被动的局面,但是“危机,危机,危中有机”,现在国家的一个战略决策叫做国产替代。这个事情是作为我们国家的一种战略转型,前些年很多东西我们能够买到的,我们就是“拿来主义”;但是现在很多东西人家根本就不卖给你,这种情况下,包括我们一些贸易出口转内销,很多东西都是要眼光朝内,这种情况下对我们国家来说“危中有机”。正好我们从事的这项工作是非常符合国家自主产业政策,那么用我们自己做的东西,原始创新的东西,自己掌握核心技术的东西,去解决我们国家在很多重要方面的一些需求。所以现在时栅技术受到从中央企业到地方政府,再到一些上市公司的高度关注,处于一种很好的发展局面。

在学校层面,我感觉学校的科研工作有点两极分化。前些日子我听说重庆市在讨论进驻大学城的科技企业或者科研团队,各个高校都要申报,要求每个学校报一个,但是我们学校申报了三个项目,且三个项目全中。这个事情非常典型地说明我们学校在科研方面是比较务实的,是有竞争力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学校其他方面的科研还是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个需要我们学校的领导、广大的老师和中层干部,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把科学研究深入人心,要让更多的老师、更多的团队能够改变两极分化、不太平衡的情况。一分为二地看待,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我们的不足。重庆理工大学发展很快,但是其他高校也发展很快,现在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我们发展慢了,就落后了。

“首次由中国原创发明,盼望时栅技术光耀祖国”

主持人:近20年来,时栅的成果开枝散叶,您对于时栅的研发团队和时栅,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彭东林:时栅是个新东西,以前都是光栅、磁栅、电栅、容栅,“时栅”第一次由我提出名字,并获得认可,现在已经被编入了三本大学统编教材。以前我们教科书内几十种、上百种传感器,没有一种是中国人发明并命名的,这次是第一次由中国原创发明、中国人命名,并被列入大学的统编教材的传感器,这一成果值得欣喜。但是要想进一步发展,还有非常艰苦的工作要做。时栅跟传统的传感器完全不一样,别人研究需要精密刻画,我们则要用时间量来转换,跟传统的思路完全不一样,所以时栅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新课题,我们现在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是从零开始一点点地去摸索。

我去年参加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一个会议上,基金委的领导就提出,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要讲究“自成体系、独立门派”,但我们国家科技成果里面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少之又少。如果时栅这个事情能够一直传承下去,我认为是前途无量的。这些年我感觉最欣慰的,就是组建了一个基地和一个团队,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团队。“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非常高兴看到这种局面。

主持人:对于今天年轻一代的科研工作者来说,您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感悟跟他们分享一下?

彭东林:后生可畏。他们学习和掌握的知识远远不是我们当年学习的知识可比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这一代相对我们老一代就有很大的优势。但是老同志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在吃苦方面,年轻人和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他们可能有时难以耐得住寂寞,或者比较急于求成,不太愿意做长期的、太艰苦的事情。

当初我刚刚毕业留校成为一名青年老师,在做一个实验时,我自己拉着很重的板车去实验室。重庆大学七大楼前面有一段斜坡,我当时就看见我的汗水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我做机床实验的时候,需要自己去换挂轮,挂轮要一个一个地装在机床上面,然后换一个挂轮又要扒下来,要求对得非常准,每一个又拧得非常紧。齿轮的表面像钢刀一样,一不小心就把手给划一道伤口。那时是夏天,我穿着一件白褂,我的两个手掌和手臂全部敷满了油,不能去拍打叮咬我的蚊子,否则就会蘸得满脸、满身都是油。于是我只能看见蚊子以后就狠狠一吹,蚊子就粘在满是油的手臂上。

我对我们团队中的年轻同志有比较高的要求。我经常给他们宣传我们这个团队在学校中属于“尖刀班”,属于“特种兵”,属于“敢死队”。我们要求自己要和其他老师不一样,到了团队就是要加班,就是要玩命干,即使是寒暑假,也要不停地干,到了这里就要有压力感、紧迫感、使命感。好在我们团队确实让我非常满意,一些领头的同志得到凸显,其他同志也得到发展。我们团队每年都要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几乎每一个留校的博士生都能够拿到,这已经成了一种传统。

主持人:今年是学校80周年校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学校有没有带给您哪些感怀或者是感动的地方?

彭东林:从我进学校开始,就强烈地感受到学校从校领导到中层干部,再到广大师生,还有哪怕平时的保安、炊事员,对我都非常客气和尊重,一直让我很感动。

我初到学校,石晓辉校长给我安排的办公室是条件最好、最漂亮的一个办公室。后来我也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层干部,我身边的中干、同志们都对我非常客气和尊重。在我们研究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多同志支持我,帮我想办法解决问题,使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地进展。

这些年来,学校纵向相比发展很快,但是横向相比,其他学校也在快速地发展,我们学校发展压力还是较大。以前刘兴鼎老院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重工人生活在希望之中”。如何将“重工精神”融入到我们每一个老师的内心深处,并将其传承下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学校80年发展确实很不容易,时至今日,总是不断地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我真心祝愿学校好运,能够再上一个台阶。特别是我们现在正在申报博士点,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来关注这件事,大家一起把这个台阶给迈上去,这就是我对我们学校的寄语。